辽统和二十二年（宋景德元年，1004年）闰九月，辽承天太后萧绰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南下，兵锋直指宋都汴京。辽军先后攻破遂城、望都等地，绕过瀛州坚城，经祁州、赵州，直抵澶州（今河南濮阳）北城。宋真宗在宰相寇准力劝下亲征至澶州，两军对峙。同年十二月，双方订立和约，史称"澶渊之盟"。
关于此次南侵的真实目的，历代史家与当代学者存在不同判断。
"复关南十县"：领土诉求的提出与放弃
辽方发动南侵时，公开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收复"关南十县"。所谓关南，指后周显德六年（959年）周世宗柴荣北伐时从辽方手中夺取的瓦桥关、益津关、淤口关以南的瀛州、莫州等地。辽方自后周以来始终未承认这一领土变更的合法性。
《辽史·圣宗本纪》统和二十二年记载，萧太后以"南伐"为名，诏书中明确提及收复故土。然而，从实际谈判过程来看，辽方在提出关南十县要求后，很快接受了以岁币替代领土的方案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十八记载，辽方使者曹利用最终与宋方达成的协议为：宋每年向辽输送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，宋不割地。
这一转变说明，关南十县在辽方的战略考量中并非不可妥协的核心目标，而更可能是作为谈判筹码使用。
经济目的：岁币获取与贸易需求
从辽国统和年间的内部经济状况来看，经济因素是南侵的重要驱动力。
第一，辽圣宗时期，辽国封建化进程加速，南京（今北京）、中京等城市的建设规模扩大，对中原物资（丝绸、茶叶、金属器皿、书籍等）的需求显著增长。此前辽宋之间的榷场贸易时断时续，无法稳定满足辽方需求。
第二，岁币的数额对辽国财政具有实质意义。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，在当时辽国的财政体系中占有相当比重。这笔收入以固定、可预期的方式流入，比战争掠夺更具可持续性。
第三，澶渊之盟签订后，辽宋之间恢复了稳定的榷场贸易体系。辽方通过岁币与贸易双渠道获取中原物资，这一结果与此前辽方反复要求开放边境贸易的诉求一致。
因此，以军事压力迫使宋方签订包含经济条款的和约，是此次南侵的核心目的之一。
政治目的：萧太后摄政地位的巩固
萧绰自统和元年（983年）开始摄政，至统和二十二年已执政二十一年。虽然其权力基础在统和中期已基本稳固，但持续的军事行动对维持其政治权威仍有作用。
统和年间，辽国对宋的军事行动并非始于1004年。统和四年（986年）宋太宗发动雍熙北伐失败后，辽方即转入战略反攻，此后多次南侵。这些军事行动在客观上强化了萧太后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地位。
然而，将政治目的视为此次南侵的"真实目的"缺乏充分证据。统和二十二年时，萧太后的权力已无需通过军事胜利来证明。更合理的判断是，政治考量是南侵决策的辅助因素，而非决定性因素。
军事行动特征分析
从辽军的实际作战方式来看，可以进一步推断其目的：
第一，绕过坚城，不做攻坚。辽军南下过程中，对瀛州（今河北河间）进行了围攻但未克，随后即绕过继续南下。如果目的是占领领土，则应当逐城攻取、建立控制。辽军选择快速突进，说明其目标不在于占领。
第二，不建立地方行政。辽军所过之处，未见设置官吏、建立统治机构的记载。这与辽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十一年（936年）灭后晋后试图在汴京建立统治的做法完全不同。
第三，兵力规模与后勤。辽军此次南侵兵力约二十万（宋方记载有夸大，实际可能在十万至十五万之间），这一规模足以进行威慑和施压，但不足以长期占领中原地区。
以上军事特征表明，辽方的作战目标是通过快速推进制造军事压力，迫使宋方在谈判中让步，而非实施领土占领。
谈判过程中的目的暴露
澶渊之盟的谈判过程是判断辽方真实目的的关键证据。
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辽方最初通过降辽的宋将王继忠向宋方传递和谈意愿，提出的条件包括关南十县。宋方拒绝割地后，辽方转而接受岁币方案。整个谈判过程中，辽方未提出其他领土要求，也未要求宋方称臣。
辽方接受"兄弟之国"的对等关系，而非要求宋方称臣纳贡，说明辽方的目标并非政治上的臣服关系，而是经济利益的获取。如果辽方的目的是政治征服或领土扩张，则不会在谈判中如此迅速地降低要价。
结论
综合以上分析，辽圣宗与萧太后统和二十二年南侵的真实目的，是以军事压力为手段，迫使宋方签订包含固定经济输纳条款的和约。具体而言：
- 核心目的：获取稳定的经济利益（岁币），并恢复和保障边境贸易。
- 辅助目的：以"关南十县"为谈判筹码，提高要价起点，最终在岁币数额上争取有利条件。
- 非主要目的：领土占领、政治征服、消灭宋政权。
此次南侵的本质是一次以战迫和的军事外交行动，其最终结果——澶渊之盟——也验证了这一判断。辽方以较小的军事代价换取了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，此后辽宋之间维持了一百余年的和平状态。
